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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参见熊文钊：《现代行政法原理》，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15页。

对此，有研究者批评认为与第21-23的内容明显不符，实际上第21-23条同样包括了非违法没收，立法说明明显有误。所谓报应性，是指行政处罚的行为目的是打击或者报复，而不是恢复和预防，这可以用以排除责令限期改正等同样具有制裁性和违法性的行为。

章剑生：《现代行政法基本理论》（第2版），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361页。另有一种表述为不利益性违法性报应性。经仔细比对，第三人纯粹获益行为并不符合这两个要件。第二，为什么可以没收违禁品和第三人所有物，它们与违法行为并无直接关联，既不是违法所得，也不是非法财物，按理说也不能科处没收的行政处罚责任，但执法实践同样持相反立场。[26]See United States v. Genova, 333F.3d, 750, 761(2003). [27]同注[6]。

在行政法学上，这一认识同样成立。二者的区分标准是是否具有违法性和报应性。[78]问题在于，若警察可借裁量之名任意放弃调解，径行实施处罚，对于相对人来说，行政程序将失去可预期性，警察职权的行使也将沦为恣意，故仍应限缩警察的决定裁量余地。

20世纪70年代以降，日本出现了因行政机关不行使规制权限而引发的国家赔偿诉讼，日本学者进一步意识到，如果行政机关不采取措施预防损害发生，即便权利受损的个人在事后获得了金钱赔偿，对私人主体权利的保障也难谓充分，行政介入请求权的理念由此在日本得以萌生。这样一来，对于此类法律所覆盖的侵权行为，无论个人能否利用民事救济渠道及时保护自身权利，警察皆担负介入义务，辅助性原则的适用空间似乎被大大压缩。另一种情形是治安管理处罚法第9条规定的治安调解。[11]若按此理解，则几乎所有民事活动和民事关系都具有某种程度的公共性面向。

此外，警察的辅助性角色决定了其所采取的救助措施应当仅具临时性质，否则将取代法官之角色，[53]即警察不能在缺少特别法规定的情况下，仅根据概括性义务条款作出责令恢复原状、责令返还财物等直接形成或确认私主体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决定，而至多只能凭借其强制力暂时排除侵害。注释: [1]参见杨海坤：《现代行政公共性理论初探》，《法学论坛》2001年第2期，第27页。

对其他非紧急报警或求助，民警应当视情尽快处理。[67]二战后，德国联邦普通法院在1952年的一个案件中确立了有限制的便宜主义原则，即警察对于是否采取行动有决定裁量的余地，但如果不作为将招致损害，则警察不得以裁量为由袖手旁观。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黑11行终20号行政判决书。依照这一法理，实定法采取便宜主义，并不意味着将介入与不介入作为等价的选项从而赋予警察行动的自由，便宜主义原则毋宁应当被理解为，警察必须采取最为适宜的手段完成防止和排除危险的任务，在个人权利及法益面临危险之时，警察的裁量自由不断收缩，直至唯有一种介入方式不存在裁量瑕疵。

陈征：《基本权利的国家保护义务功能》，《法学研究》2008年第1期，第55页，脚注[23]。有学者认为，服务行政是政府以维持人们生活、增进人民福利和促进社会运转与发展为目的，直接或间接向公民提供公民个人与市场机制所不能自行提供的公共服务，保障公民基本生活的一种行政方式，除维持基本生活的服务以及收取费用的服务之外，为提高民众福利和生活水平而创办图书馆、体育馆等，以及免费提供城市道路、生活救济等，亦在其列。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03行终127号行政判决书。[55]参见前引[5]，高文英文，第128页。

作为行政法范式变革下警察义务性介入民事领域的一种类型，纠纷解决帮助义务应当与保护个人权利的任务相结合，方符合警察义务的基本功能定位。后者是指警察必须采取积极行动，以满足私人主体对于介入措施的期待或请求。

进入专题： 警察权 行政介入 服务行政 。河南省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豫06行赔初4号行政赔偿判决书。

因此，民事活动与社会公共秩序的关联性，虽然能为警察介入民事领域提供正当性论据，但不能在法解释层面作为警察介入民事领域的规范依据。[49]参见刘冰捷：《中国本土警察权嬗变的内在逻辑》，《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第82页以下。类似的见解，还可参见前引[7]，彭贵才文，第133页。在司法实践中，有法院判示警察出警后告知处于民事纠纷中的报警人以民事诉讼等法律途径解决纠纷，属于对该义务的履行。[24]参见赵敏：《服务行政视角下公安行政不作为新探——以警察干预家庭暴力为例》，《河北法学》2013年第8期，第59页。反家庭暴力法规定，公安机关接到家庭暴力报案后，应当及时出警并制止家庭暴力。

只有在合理确信其他行政机关无法及时排除紧急危险之时，警察才可先行介入违法经营或交易活动。（一）职权性介入：警察行政的固有内容 维护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是警察的固有任务。

从服务行政的立场出发，当公众或个人合理地期待警察排除社会公共秩序或个人权利所面临的危险时，警察无需追问危险究竟处于公法关系还是私法关系之中，即便某一危险是由民事活动所引起的，或者可以借助民事救济途径加以排除，警察也可介入其中以保障个人或公众的权益。（二）保护个人权利 某些民事活动或民事关系虽与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无涉，但参酌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和趋势，警察介入其中以保护个人权利，尤其是保护社会生活中弱势者的权利和利益，亦属正当。

王天华：《裁量收缩理论的构造与边界》，《中国法学》2014年第1期，第125页以下。（三）便宜主义原则下决定裁量之边界 即便实定法条文的规范构造体现了便宜主义原则，也不能容许警察毫无限制地援用裁量权来决定是否介入，以免警察假借便宜主义之名号从而滥用行政权。

随着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一切行政机关为人民服务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此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服务行政理念，也愈加深入到我国国家治理与法治建设的实践中。[26]伴随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推进，人民警察为人民服务也被注入了新的内容。然而，目前调解邻里纠纷、家庭纠纷、债务纠纷等，已成为警察的重要工作内容，学者也以警察义务来注解此种调解活动，[55]司法实践中甚至有法院判示，警察在现场调解消费纠纷未果的情况下，将双方带至派出所继续调解，是履行法定职责的表现。并且，作为行政处罚的取证手段，应急管理部门可以根据安全生产法第65条第1款第4项查扣危险物品，出版行政主管部门也可依照行政处罚法第56条的规定将淫秽音像制品先行登记保存。

首先，在私权侵犯救助义务方面，适用辅助性原则意味着，仅当私主体单纯利用民事救济程序不足以及时排除权利侵害时，警察方有义务介入侵权行为以保护个人权利。[8]陈鹏：《公法上警察概念的变迁》，《法学研究》2017年第2期，第30页。

[44]参见余凌云：《警察权的脱警察化规律分析》，《中外法学》2018年第2期，第404页。其次，如果某一违法行为所招致的危险具有紧急性，以至于无暇等待其他行政机关予以排除，或公安机关针对某种违法行为拥有行政拘留处罚权，则警察原本即可介入，警察自身便是法定的介入主体，其介入行为的实施并不属于协助配合相关行政机关完成其任务。

[64]参见[日]田村正博：《警察行政法解说》，侯洪宽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4页。我国的行政法理论接受了服务行政的概念，并对其进行了本土化改造，拓展了服务行政的外延和场域。

在职权性介入的语境中，适用辅助性原则毋宁意味着：若违法经营或交易行为并未招致紧急危险，则当公安机关与其他行政机关权限重叠时，应尽可能尊重其他行政机关的优先处理权限，待其他行政机关排除危险乃至处罚完毕后，公安机关仍可行使其独有的职权，如作出治安拘留处罚决定。虽然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调整范围颇广，但民事侵权行为纷繁复杂。我国实定法对于警察职权的规定，并未采用概括性授权条款，为警察的职权性介入提供依据的，只能是法律的个别授权。福斯多夫认为，原本个人应当运用自己的自由权利来谋取幸福，但此种个人生存负责要真正可行，必须满足一个前提条件，即个人可以自行于其所掌握的生存空间内获得生存之保障。

公安部出台的《110接处警工作规则》在第11条中规定，对危及人身或者财产安全迫切需要处置的紧急报警、求助，民警接到指令后，应当迅速前往现场开展处置工作。我国的法治传统和观念并非建立在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区分的基础之上，私人自治和行政中立性的瓦解更是无从谈起，毋宁树立私人自治的理念才是改革开放以来法治建设的主基调。

[57]参见前引[39]，Scholler等书，第346页。作者简介：陈鹏，法学博士，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桂09行终58号行政裁定书。参见[日]高木光：《行政介入請求権》，载三辺夏雄等编：《法治国家と行政訴訟：原田尚彦先生古稀記念》，有斐阁2004年版，第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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